回忆护送许广平同志赴港经过

吴企尧开明视点 2019-06-11

许广平同志是一位著名的民主战士和进步作家，又是民进领导人之一。我于1946年初参加民进后，有机会与许广平同志接触，她给我的印象是和蔼可亲，平易近人。我很爱读她写的战斗性文章，爱听她激昂慷慨的演说，真是爱憎分明，有胆有识，令人起敬。

这样一位民主战士，反动当局自然要视为眼中钉了。1948年下半年，反动特务对她的监视在加紧，她的处境日趋严峻。那时候，在香港的民进领导和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，均在为许广平同志的安全担心，并在为她离沪去解放区寻找安全妥善的机会。

1946年以后，上海白色恐怖严重，民进被迫转入地下活动。马叙伦、王绍鏊同志于1947年底秘密离沪去香港，我于1947年底以开展工作单位业务的机会也去香港。在港与马老、王却老（绍鏊）、徐伯昕等领导同志取得了联系。从此常往返于港沪之间，为在港的马老和留沪的民主人士作通讯员。马老给我的信由我秘密带交上海陈叔通，再从陈叔老处带信交马老。信都是开口不封的，表面上都是叙述阔别的家常话，有关政治斗争形势，都用隐语暗示。

1948年中共中央发出“五一口号”，号召“各民主党派、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，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，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”。马老向我讲了，并要许广平同志赶快离开上海。马老在带给我的信中说“此间生活上亟需一位大姐，请尽快由便人陪送一位大姐来”。大姐就是指许广平同志，便人就是指我。马老的信，经在沪民进领导和上海中共地下组织研究决定后，由谢仁冰同志叫韩近庸同志通知我，请我护送许广平同志去港。要我先写一个如何去的计划方案，要保证绝对安全。我接受任务后，即认真写了书面方案。

左起：马叙伦、王绍鏊、徐伯昕

回忆当时去香港的路线有陆路、水路和航空三条。去港的航空机票，此时已为政府当局和一些阔老大亨所控制，老百姓休想买到票。而且飞机场上警探密布，危险性极大。水路有怡和、太古两家外商航轮，定期往来沪港之间，中途停靠台湾基隆，一次航程约三四天，那时国民党当局已在秘密进行迁往台湾的工作，乘客拥挤，军警密布，盘查极严，也是非常危险的。此外只有陆路，乘火车先到杭州，再到南昌，从南昌改乘长途汽车到长沙，然后乘火车到广州再去香港。这条路线时间较长我已走过几次，比较熟悉，有熟人照顾，较安全些。

同时我考虑到旅程有好多天，必须有一位女同志伴许广平同志同行照顾。我建议走陆路的方案，很快得到民进留沪领导和中共地下组织批准，要我迅速物色好随行女伴并决定行期早日启程。我经过反复考虑，决定请我胞姐吴圣筠陪许广平同行。胞姐是家庭妇女，与许广平年龄相近，请她陪随很适宜。我姐夫周景胡是大明信染织厂的经理。我只说时局不稳，兵荒马乱，币制贬值，劝胞姐去香港开开眼界，买些高档物资，以保币值。我胞姐听后一口答应并叫我姐夫同去。

我把护送许广平同志去港所作的详细安排，告诉了韩近庸同志。几天后，他通知我到许家吃晚饭，同时被邀的有周建人、谢仁冰、赵朴初、陈巳生、周煦良、李平心、韩近庸等同志。后来知道这是许广平同志因即将离沪向民进有关同志的告别家宴。

左起：周建人、谢仁冰、周煦良

饭后我对许广平同志说：“此行我们的身份角色，您要像一位富商太太或长官太太，我像一位富商家中的总管或长官太太身边的副官，我完全听候您的差唤。”许广平同志风趣地回答：“您是这条路上的识途老马，就照您讲的办，我们分当演员，但您是演员兼导演，我这个演员要听导演安排。”我又说：“旅途上不谈时局国事，可多讲两本经，一本是生意经，多谈老大老二（即黄金美钞的暗语）市场行情，买进卖出，利润大小等。还有一本是佛经，多谈烧香拜佛，菩萨保佑，福慧双修，因果报应等。”许广平同志说很好，让她先把两本经温习一下，我就在笑声中与许广平同志握别。

许广平与海婴

动身的那天，我们事先约好在北火车站碰头，许广平同志与海婴，我与胞姐、姐夫，还有韩近庸同志一位亲戚梁君作为我的助手，一行六人，许广平同志穿着华丽大方的服装，涂了口红，很像一位富商或长官的太太。

我们登上去杭州的火车，在车上谈了到杭州去烧香做佛事等话。车抵杭州，来迎接我们的是佛教界知名人士杨欣莲老居士，他把我们接进站长室稍事休息后，送我们到头发巷节义庵吃斋，当晚就住在幽静的节义庵里。翌晨乘火车去南昌。

车到南昌，又有一位工商界人士来接，为我们安排住在一个安全整洁的旅馆，还买好了去长沙的长途汽车票。我们在南昌游览了东湖、滕王阁等名胜。第二天清早坐上长途汽车出发，在出产麻布有名的万载吃中饭，到浏阳摆渡过江，车行途中曾遇三名持枪的国民党散兵拦车，全车乘客都感到紧张，但士兵只是为了要搭车白蹭一段路程，没有不轨行动，傍晚安抵长沙。晚饭后，我们得知在南昌比我们先开和后开的两辆长途汽车，途中遭到散兵游勇的洗劫，而我们乘的那辆车，大概由于有持枪的搭车军人起了“保护”作用，得免于难。我与许广平同志大谈这是佛力加被，菩萨保佑。

我们在长沙住了两夜，还游览了岳麓山。在这时间里我去宪兵队找两个打过交道的宪兵，我请他们饱餐酒饭，并送了丰厚的慰劳费，他们替我们买了去广州的火车票，不仅护送上火车，并在车上一直护送到广州，完全像侍候长官家属的两名武装侍卫。

到广州后，我托新光内衣厂门市部介绍，住进了比较安全的旅馆。在广州共逗留四天，参观游览了名胜古迹，不惜重金买到了去香港的飞机票，顺利离开广州，很快飞到九龙，坐轮渡到了香港后，许广平同志偕海婴去沈钧儒先生女儿沈谱家中暂住，韩君到亲友家去，我和胞姐、姐夫住大中旅馆。约好第二天同去看望马老，许广平同志对马老说：“我来向马老报到了。”此时出现在马老面前的是一位衣着朴素、落落大方、谈笑风生的许大姐了。马老很高兴地说：“你们辛苦了”，即设便宴为我们洗尘压惊。

从上海启程到达香港共经过了八天，护送任务胜利完成了。

许广平同志能离开当时白色恐怖十分危险的上海，到达香港，主要是在中共上海地下党和民进组织的关怀领导下完成的。我是奉民进组织之命，担任具体护送工作的。

我在护送许广平同志朝夕共处的八天旅途中，对许广平同志崇高的革命品德、广博的学问、乐观的性格，有了较深的认识。尤其对许广平同志体恤劳苦大众、关心下属、待人宽厚，自己处处谦让的高尚风格，万分敬佩，使我深受教育，永远铭感不忘。

（本文原载《民主》杂志1990年12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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